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沱河畔的千顷良田已是一片金黄。秋风吹过，麦浪如海，沉甸甸的穗子垂着头，等待着收割。田埂上，文华院农科教习郑渠正带着三十余名学生测量亩产，皮尺、算盘、记录册摆了一地。 “先生，这块地每株麦穗平均八十三粒，按千粒重测算，亩产当在三石二斗以上。”一个年轻学生兴奋地报数，“比去年又增了一成！” 郑渠蹲下身，捻开一粒麦子，饱满的麦仁在阳光下泛着光泽。这位原本只是常山老农的汉子，因精于农事被擢为教习，如今已是北地闻名的“田师”。他起身望向田野，远处是正在抢收的军民——士兵们排成队列挥镰，妇女跟在后面捆扎，连蒙学孩童都在田边拾穗。 “三石二斗……”郑渠喃喃道，“放在五年前，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。”他转头对学生说，“记下来：今岁常山郡推行‘三肥法’（基肥、追肥、叶...